（人民日报）聚焦种业体制改革（1）：两个一流为何难出大品种

编者按：粮安天下，种铸基石，强农必先强种。5月24日—28日，有种业界“奥林匹克”之称的世界种子大会将在北京举行，民族种业将在世人面前精彩亮相。小种子要长成大产业，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创新机制、激发活力，着重解决好科研和生产“两张皮”问题。要让种子科技“长”在企业里，通过市场发育，壮大民族种业。同时还要大力扶持种业基础研究，为种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大品种从哪里来：一个育种家带几个学生育种，难以抗衡大公司团队化育种，大品种呼唤新的育种体系

“这次是动真格了！”听说今年的超级稻育种科研经费只有5万元，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唐文帮吃了一惊。“农业部牵头的超级稻研究项目，从2009年起每年都给农学院水稻所20万元的科研经费，今年减到5万元，听说往后就彻底没有了。这两年我们申报科研项目，在科技部、农业部的申报指南里也都没有育种这一项了。与此同时，省里加大了对学校基础性、公益性研究的经费支持，导向还是很明确的。”唐文帮无限感慨。

该破的必须破，该守的必须守。从20万元到5万元，数目虽不大，意义却非凡。长期以来，我国种业的基础研究世界一流，出品种的能力却不是世界一流；从事育种的科学家和科研单位数量排第一，科研实力也很强，却没能转化为产业优势。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国务院相继出台文件，推动建立商业化育种体系，引导科技资源向企业流动。

5万元科研经费在湖南农大激荡起的涟漪，和种业界进行的其他探索实践一道，搅动着我国种业体制改革的一池春水。

“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小小种子，不仅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科技进步的最重要载体。农民说：“好儿要好娘，好种多打粮”，“种地不选种，累死落个空”；科学家说：“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

市场化进程不到20年的中国种业，尽管成就巨大，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显而易见。

“我国玉米亩产目前只有390公斤，与美国差距近300公斤！而且，孟山都、先锋等公司正在借助现代生物育种技术，计划到2030年将玉米单产在现有基础上再翻一番！”农业部种子局局长张延秋说，还有更触目惊心的对比。

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我国仅为43%，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在60%以上；世界种业前10强企业全球市场占有率，已由2006年的37%攀升到2011年的54%；2001年国外玉米品种占我国市场份额不足1%，2012年已上升到11%。其中先锋公司的先玉335推广面积已达4215万亩，成为全国第二大玉米品种……

该庆幸吗？全国第一大玉米品种——郑单958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品种，全国推广面积超过6000多万亩。但是，中国种业界的有识之士一直在思考，不停在追问：有了郑单958，郑单968在哪里？未来足以支撑民族种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品种在哪里？我国的育种家数量世界第一，基础研究全球领先，为何难出大品种？

“症结就在我们的科研体制机制上。我国种子企业只是市场竞争的主体，而不是品种选育的主体。支持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促进建立商业化育种体系，就是要改变育种的导向机制与研发模式。当前我们一个育种家带几个学生的课题组育种方式，怎能同国外大公司专业化、团队化、流水线式的育种相抗衡？”农业部种子局副局长廖西元打了个比方，“这就好比是‘小舢板’对抗‘航空母舰’、‘小作坊’博弈‘大工厂’，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育种不能只靠偶然。育种是个小概率事件，只有基数大了，新品种选育成功的机会才会增大。”曾在国外工作过的育种家、北京奥瑞金种业董事长韩庚辰告诉记者，国外育种领域早已实现由传统向分子、由个人向团队、由偶然向必然的转变。借鉴这种先进的组织方式，奥瑞金一年能够筛选1万个自交系、5万—6万个品种组合，每年都能选育出30—50个品种进入区试。一般的科研院所、一两个课题组，如何完成这些工作？

现代农业对种子提出更高要求，既要高产，又要抗旱，还要适合机械化操作，需要从更广范围、更大群体中进行筛选。这种变化，迫切需要新的组织方式来适应它。

品种好不好，由谁说了算：商业化育种要听农民的、听市场的，科研与市场不能“两张皮”

正在进行的种业体制改革，让企业成为创新育种的主体，是对现行科研体制的一次深刻变革，能有效解决科研与产业“两张皮”的问题。

“一个品种好不好，应该由谁说了算？”采访中，廖西元反问记者。“当然是农民说了算。育种家选育出新品种，自己说的再好，再完美无缺，农民不认可、不买账，市场不欢迎，它就不能算是好品种。因此，解决科研和生产‘两张皮’问题，一是要改革科技导向机制和评价机制。二是要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湖南科裕隆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梅元对此深有同感：“我以前在科研单位工作，那时选育品种全凭个人偏好，最关注的就是能不能发论文、评职称。现在干了企业，搞了商业化育种，才明白育什么种子，要听市场的。农业生产需要什么种子，企业就培育和生产什么种子。”

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李立秋表示，我国种业科技强，产业却不强，关键就在产学研脱节。尽管科研院所和农业高校拥有国内一流的设备和人才，85%以上的育种科技资源也集中于此。但在现有的科研体制下，科学家们选育新品种，首先考虑的是发表论文和获得奖项的多少，其次是能否拿到课题经费、能不能评上职称？

即使是与企业合作，在现有体制下，科研单位主动服务企业的意愿不强，与企业结合多以“短、平、快”的项目合作和成果转让为主，系统深入的协作很少。促进成果、技术、品种、材料等向企业转移的政策体系不完善，种业科技人才向企业流动的渠道不畅，懂种子的人多，干种业的人少。

再来看种子企业。去年农业部认定的骨干企业研发投入虽然已平均达到2000多万元，占企业种子营业收入的5.5%，但与跨国公司普遍拿出占营收10%以上的研发投入相比差距甚大。这些企业已经成为市场的主体、推广的主体，但还没有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拥有着众多管理、资金和市场资源优势却等米下锅。

“只有让科技真正长在企业里，我们的种业才能强大起来。”河南秋乐种业总经理李继军说，企业天天在市场里摸爬滚打，对于农民的需求非常敏感，知道农民想要什么样的好品种；另一方面却受企业自身条件所限，缺乏优秀的育种人才和资源，迫切希望育种资源要素向企业流动。

国际种业发展历程说明，企业强则种业强，龙头企业是国家种业战略的核心载体，扶持龙头企业壮大和整合社会各类资源，是国家种业强大的必由之路。

创新资源怎么流动：鼓励科研人员为企业育种，到企业育种

建立商业化育种体系，推动育种资源要素向企业流动，原来搞育种的科研人员怎么办？

“推进种业科技体制改革，解决创新主体错位问题，不是不让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从事杂交玉米、杂交水稻、杂交油菜、杂交棉花和蔬菜商业化育种的科研人员从事育种研究，而是要推动科企合作，鼓励他们为企业育种、到企业育种。”廖西元一语点出了改革的方向所在。

另一方面，我国种质资源改良、育种方法、技术创新等基础性、公益性研究薄弱。全国40万份种质资源，经过科研作出全面评价的只有5000份。

张延秋表示，去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109号文件，核心就是着力解决创新主体错位、创新资源流动、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开展联合攻关四个问题。首要一点就是进一步明确科研院所公益性的定位。做到“基础研究科研办，商业育种企业办”，加快公益性科研院所与所办企业分离，专心开展常规作物育种、育种技术及种质资源等基础性公益研究。为了尽快提高企业商业化育种能力，鼓励应用型育种科研单位整体进入企业，鼓励通过兼职、挂职、签订合同等方式，与企业开展人才合作，到企业从事商业化育种工作。

要让科研成果和科研人员有序流动起来，还要靠合理的分配机制。国办109号文件提出，开展科研成果的机构和科技人员权益比例试点工作，推动建立交易平台，促进品种、材料、基因、专利等种业科研成果转化，让那些育得出好品种的科技人员真正享受到收益。

张延秋总结说，引导育种资源要素向企业流动，可以概括为四个“起来”：通过推动确权交易，让种业科研资源及成果“流”起来；通过强化合作交流，让科研人员“动”起来；通过创新科研成果收入分配机制，让科研人员依法“富”起来；通过完善市场导向机制和商业化育种机制，切实让育种效率“高”起来。

不少种业界人士表示，企业也要夯实承接科研资源人才的能力和平台。河南金博士种业副总经理皮杰恩说：“企业好，人家就愿意来，企业不好也不能逼人家来。”李立秋呼吁，国家要重点择优扶持一批“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同时制定种业领域就业创新扶持政策，以补助、奖励等方式支持骨干企业引进发展急需的技术创新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